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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抗日战争时期我的学习战斗生活 刘金聚
 
 

忆抗日战争时期我的学习战斗生活

 

中国科大离休干部   刘金聚

刘金聚,男,1929年出生于山东省莘县后观村一个贫农家庭。

 

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妄图一举灭亡中国,吞并亚洲,称霸世界。这场战争给我国以及亚洲广大人民带来了空前的浩劫,造成我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由于日军的疯狂破坏和大肆掠夺,按当时的比价,给我国经济造成的间接、直接损失达6000亿美元之多。据有关专家评估,这场战争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至少推迟三十年至五十年。

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深明大义,不计前嫌,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力主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为此,共产党八路军除积极配合国民党军正面作战外,在敌后,广泛开辟了以游击战为主,结合运动战的敌后战场,大力开辟了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有力的打击和牵制了敌人的正面进攻。

我的家乡鲁西北是较早开辟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之一。

1941年至1942年,敌人对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连续推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我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铁壁合围”,实行残暴的“三光政策”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还用恶毒的“切割、分离”的办法使我根据地分散、孤立,并逐步进行蚕食等,致使我根据地大幅度缩小。八路军的兵力,也由1940年的40万下降至30多万,根据地的形势更加恶化,处境更加困难。

1942年,在这个炮火连天、硝烟弥漫、血雨腥风的年代,鲁西北地委、专署(后改成临清地委)毅然决定创办“鲁西北抗日联合高级小学”,时代背景决定了这所学校是要在“风里生来雨里长”。创办这所学校的宗旨和目的是培养具有一定文化理论水平的抗日干部,学生主要来自当地和敌占区逃出来的失学青少年、失业小学教师、党政干部及烈军属子弟等,我被首批录取。

学校从创办至1944年,先后有三任校长,都是1938年前参加革命的,其中有一位是部队转到地方的团级干部。学校由专署直接领导,每天每个学生按十四两粮食由专署定期供给。此外,学校本身上午瓦片,下午寸土,一切依靠地方政府支持和求助于群众。

没教室,借民房;没黑板,借门板;没课桌,借木板搭;没凳子,打土墩;缺少教材,老师编;上课没钟表计时,烧一根香一节课,吹哨报时。纸张奇缺,普通一张纸用了正面用反面等等,有许多困难非今日所能想象。在政府关怀和群众支持下,物质条件的困难没有吓倒广大师生。

对学校生存威胁最大的是敌人的扫荡和偷袭。在学校创办近三年的时间里,由于形势所迫,先后搬迁过五次,而跑反的次数比这更多。但迁来迁去,只能在方圆几十华里的游击根据地范围内活动。其中,在山东莘县王庄和郑庄住的时间较长。在王庄,一天夜里,敌人突然进村,炊事员桂天龙牵着骡子驮着两袋粮食往村外跑,结果被敌人截住,挨了几刺刀,肠子都被挑出来了,躺倒在血泊中,敌人以为他死了,就没再挑,后经医院抢救,因为没伤到要害,被救活了。与此同时,有一个男同学向村外逃时,一拐弯遇上了敌人,左臂被刺刀捅伤,他翻过矮墙就跑,敌人向他打了一枪,未打中,侥幸跑掉了。

1943年春,学校住郑家庄时,敌情紧张,学校组织一批身体较好的高龄男生轮流站岗放哨,与村干、民兵密切联系,互通信息。一天夜里,挖地道的同学出来换班,听到村西四华里的丈八村狗叫不止,赶快报告了老师,老师也听到了狗叫声,马上派了两个跑得快的男生前去悄悄侦查,结果看到了敌人站岗的哨兵,“侦察员”立即回来报告,学校随即派人到附近其它村向村干部通报情况,帮他们疏散群众,做好准备,免遭重大损失。学校化整为零,由老师带领学生,分头疏散。过了两天,敌人走后,才陆续回校。

在1942年至1943年的一年多时间里,敌人对我鲁西北根据地进行的千人以上的扫荡就有十多次,小股敌人的骚扰性袭击就更多。学校驻地王庄,距敌人盘踞的莘县城不足40华里。为防备敌人随时可能的偷袭,学校要求师生都建立“第二家庭”。所谓“第二家庭”就是指师生根据房东家庭人口、性别、年龄,事先商量好相互间的称谓,使师生成为这个家庭相应的成员。万一有事便于掩护。为了在感情上和行动上都能和“第二家庭”更好地融为一体,学生放学后回到“第二家庭”都主动帮助做点家务,如扫院、挑水、喂牲口以及力所能及的零散农活等。

为了防偷袭,学校在王庄住时,挖了地洞,一个是在离学生上课不远的地方,出入口都在隐蔽处。洞内有若干休息室藏人。另一个在教师住处附近。洞内有几个休息室可以藏人,而且备有少量的花生、红枣、水和部分手榴弹。再进洞不远处,挖了拐弯的防护墙和对外射击的枪眼,也可以向墙外投弹。由于环境险恶,在这之前,专署配给老师一部分短枪和一批手榴弹以备不时之需。

既当小学生,又当小先生。

当时敌人所盘踞的主要是城市、重要集镇和交通要道,而我方的游击根据地多在交通不便、偏远、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农村文盲多。因此,一个高小生在当时就是一个小知识分子了。为了相应地委号召,扫除文盲,学生回到驻村后,都积极配合村干部开办了夜校。较大的村还开办了妇女、儿童夜校。这样,驻村的男女学生都成了夜校的小先生,根据从浅入深、由易到难的原则,教识字和算术。有时结合教认字,学歌词,教简易的抗日歌曲,但贯穿始终的是宣传爱国抗日。

是学生,又是“小小文艺宣传队”。

学校每到一处,就抽出时间,组织学生配合党政中心工作,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工作。如教儿童、青年唱抗日歌曲、扭秧歌、演话剧等。

1943年,由于敌人的疯狂扫荡和严密封锁,加之天灾,使根据地陷入了极度困难。地委发出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度过灾荒。为此,学校排演了歌剧《兄妹开荒》,在农村演了几场,颇受欢迎。

同年冬,在险恶环境和困难条件下,地委专署决定召开一次全区英模表彰大会,以鼓舞士气、振奋人心。为防止敌人突袭,事先不讲具体开会时间和地点。要学校在限期内准备几个节目到时演出。教我们音乐的袁老师曾搞过文艺工作,在他亲自参演和指导下,组织学生加班加点,排练了《王志强参军》、《不识字的害处》、《逃兵的下场》和《兄妹开荒》。我参加了《王志强参军》的演出。临开会前通知表彰大会在山东省莘县余庄召开,这是根据地建立以来第一次召开这样的大会,周边村庄都组织了群众参加,共有好几千人。按照大会议程安排,学校准备的节目全部进行了演出,并得到了群众和英模代表的好评,受到了专署领导的表扬。

联高的学生,既是一支抗日宣传队,又是一支抗日工作队,当地群众都称呼我们“小八路”,学生每到一地,在村干部的支持下,都刷写标语,进行抗日宣传,有时筹集不到石灰,就用红土或黄泥巴,或动员群众铲下锅底灰,然后和水刷写。

学习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当时的根据地环境险恶,物资匮乏,生活艰辛,政府按每人每天14两粮食供给学生已经是尽力了,但是其它油水很少,主要靠这点粮食是不够的,遇有敌情还不能按时供应。学生中一度出现浮肿,在青黄不接,最困难的时候,学校曾多次组织学生到野外采树叶、挖野菜,粮、菜、叶搭配充饥,自建校以来,校领导在抓好教学的同时,也积极抓生产。每到一地,因时因地制宜,见缝插针,开荒种地,既生产蔬菜,也种过粮食作物。在王庄住时,生产中遇到技术难题,就拜师学艺,请懂行的炊事员现场指导,派学生到厨房帮厨,用换工解决难题。但是,学生生产,虽在一定程度上使伙食有所改善,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困难。

1944年春,学校师生参加了专署组织的去无人区开荒种地的大生产运动。

无人区,原来是群众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现在被日军用血腥的“三光政策”制造出来的,日军妄图以此毁灭我抗日军民在该地区的生存条件。

在去无人区之前,我们李黎校长对师生作了充分动员,并发出了“向地球开战,向荒地要粮”的响亮号召。

我们去的这块无人区,地处三县交界处,方圆有七八十华里。我们选住的是无人区南部边沿的一个村庄。进村一看,这那里还是村庄?到处残垣断壁、野草丛生,有的枯蒿比房子还高,真是“万产萧疏鬼唱歌”,越看越瘆人。

在我们找房安营驻扎的过程中,先后有几处发现了白发老人在屋内死去的尸体。因该村靠近大片荒地,离有人区也不太远,我们自带锅灶,就在这村里住下来了。

我们在村北不远处选了一片荒地,约有六七十亩,野草遍地、枯蒿高过人头,要种地需先搞掉草,一商量,很快决定:烧!这样既省力,草灰又可以做肥。烧草时,李校长亲自上“火线”,有一次,因离火太近,忽有一阵疾风吹来,躲闪不及,结果两眼眉毛都被烧光了,他两手一摸,睁眼一看,幸好,眼睛没被烧伤。他自己笑了,在场的学生也笑了起来。

经过几个月的半耕半读、辛勤劳动,共收获谷子、玉米上万斤,取得了较为满意的劳动成果。

在那样环境险恶、生活艰苦的年代,学校为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除了开展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和理想教育外,还想方设法激励学生努力刻苦学习。如树学习标兵。1943年,学校设立了“学衔”,即学习元帅及上、中、少将,并在期末考试予以张榜公布,进行表扬和奖励。期末考试的结果公布,我的五门课的考试成绩平均达到95分以上(满分100),达到了帅位标准,而另一位男同学郭厉生,比我的平均分高出半分,临授“衔”前,唐香涛校长找我谈话,大意是:学校只想授一位“元帅”,你也够了,但比郭厉生少半分,“元帅”授给他,授你“特级上将”。你看怎么样?我听后,欣然同意。以后发的奖品是纸色泛黄的本子,这对当时的学生来说,算是极好的奖品了。

我自入校以来,一直担任班长、级长,工作尽职尽责,学习成绩优秀,带头参加生产劳动,积极参加各项抗日活动。1943年11月,经高年级同学杨庆武、李科介绍入党,候补期一年,后按期转正。

1944年下半年,因我品学兼优,被保送进入卫东中学,(后改冀南一中)。不久,被临时调入地委工作队,主要协调地方,建立基层政权,搞赎地、减租、扩军抗日等。

当时的抗日根据地尚无兵役法,因此,扩军抗日,发展人民武装力量,主要靠党和政府的宣传、组织、动员;靠人民群众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和高昂的抗日热情;靠党和政府对抗日军烈属的优抚政策等。我们工作组,五男一女,共六人,住在一个有二百多户人家的大村。根据上级对扩军工作的部署,工作组积极配合地方干部,经过一段紧张的宣传、动员工作,民兵连的刘排长一次带去三十多人集体参军。我们工作组受到了上级在扩军工作总结大会上的表扬。

河北省大名府东有个重镇龙王庙,位居水陆交通要道,是敌伪盘踞的一个重要据点。一般驻有伪军两个中队(二百多人)和几十名鬼子(1-2个小队)。汉奸队长姓施,因个子矮,人称施小个子。手下有两个中队(二百多人的伪军)。这家伙是个远近闻名的铁杆汉奸,这小子既反动又狡猾,常常带领伪军对我根据地进行骚扰性袭击,多是速来速回,杀了、烧了、抢了,得手就走,很像是打我们的“游击”。这个据点对其周边的我方根据地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和威胁。

不久,村里和工作组接到通知,限三天内秘密准备好八付担架和人员,随时待命。大家一听,不约而同的猜到,要打龙王庙了。一天下午,我们接到通知,规定到指定地点集合。工作组决定我和一名村干部带队支前,到达集合地点后,有关领导才讲明就是打龙王庙。为防止过早暴露目标,规定我们黎明前到达龙王庙的指定地点,我们准时到达。其实,在我们到达之前,战斗已经打响,我们到后即看到我军将一批一批伪军俘虏押到关押地点。

 

敌人在龙王庙的兵力部署是:主楼在镇的中段偏北部,驻有少量日军和伪军百余人及队部,镇的东、西、南各有一个炮楼,各驻有一个排约三十多名伪军。战斗打响后,顺利的拿下了外围的三个炮楼,除击毙少数顽固分子外,共俘敌百余名,并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

在攻打敌外围炮楼时并未攻打主楼,而在主楼附近设了埋伏,准备打出楼之敌。然而,敌人很狡猾,只在楼上打,就是不下楼。其间我方曾两次组织火力掩护,试探性进攻主楼,但是,敌人的主楼原本为战而建,双层火力点密布,可以四面交叉射击而无死角。我方缺少攻坚武器,以枪对枪,压制不住敌人的火力。为避免造成我方重大伤亡,故放弃强攻。

根据当时形势,我方不宜恋战,于当天午后撤离。为了安全有序的撤离,防止敌人追击,原埋伏敌主楼附近的部队变成了后卫,仍最后争取伏击敌人的机会。但是,敌人始终不出“乌龟壳”。恼羞成怒的敌人在楼上向我撤退人员方向一连打了十多发迫击炮弹,打了几阵机枪,幸好没伤到什么人,以此作为“欢送”。

事后得知,这一仗虽不大,但作战计划却是计中有计,大计套小计,堪称连环计。打龙王庙外围炮楼,不同时打主楼,除战术需要外,主要是想引主楼敌人下楼增援,以便伏击歼灭。乘胜拿下主楼更好,拿不下也不强攻。

大名府县城在龙王庙以西,距龙王庙仅20多华里,这里有大批日伪军驻守,而龙王庙是敌伪的一个重要据点,攻打龙王庙,估计敌人会全力救援,故我方将大部分兵力部署在设伏打援上。围点打援,这是我军在缺乏攻坚武器条件下的常用战术——“打运动之敌”,敌人也深知此招的利害。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战斗,敌人始终未敢出城,后我方主动撤伏。

这次战斗,两处设伏,虽未打成,但以极小的代价消灭了伪军一个中队,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捣毁了敌人眼皮底下的三个炮楼,打击了敌伪的嚣张气焰。而我军实际参战的兵力,还不足一个营,在当时条件下,也算得上是个不小的胜利了。自此之后,这个铁杆汉奸再不敢轻举妄动。

 

                                      

1945年初,我被调回校学习,1946年参军,入冀南军区军政干校学习,1947年4月调二野二纵保卫部任工作员,同年南下大别山,后留地方工作,1989年在科大离休,正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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