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体育：由怕到爱

陈江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原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

起点：在及格线上挣扎

我小时候个子矮小，不仅在小学，而且直到读初中，排队早操，所有女生都在我的后面。我后来一米七六的个子，是在高中阶段一下子长起来的。我小时候不但个子小，还跑不快，反应慢，平衡能力差。

初中一年级，连续两个学期体育不及格。差在跳绳上，跳绳这个项目是大部分同学的得分点，我偏偏不及格。我不但跳绳特别差，别的项目也不好，要不然不至于被跳绳一项把整个体育课拉成不及格。为了及格和补考及格，成了我参加体育运动的第一推动力。

及格问题解决后，参加体育运动的第二动力是为了评三好学生。虽然三好学生对体育的要求不高，但是总要个“优”或者最起码一个“良”吧。因此，我花了大量时间在运动场上，初中三年在运动场上的汗水，使我到毕业时终于进入“优”的行列了，换来毕业前夕体育老师的一句话：不用补考了。

可是升入高中后，体育课又出了新问题。育才的体育课要考体操项目，包括体操、单杠、双杠、垫上运动、鞍马等，我看到这些器械就怕。为了争“优”，唯一的办法是咬牙苦练。

进了大学应该没有问题了吧？真还有。当年大学要求通过“劳卫制”（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的简称，是从前苏联引进的鼓励民间体育锻炼的一种制度，现改为“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我的百米成绩差，最后是“作弊”，靠顺风跑才勉强过关。

转折

使我从怕体育到爱锻炼，培养体育锻炼成为终生习惯，要感谢我的成长环境——上海市育才中学。我念书时的育才真是个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地方。当年的育才不但文化课教育质量高，而且非常注重体育。

跑步是我坚持时间最长的运动

要感谢我读初一时班上的体育委员，一位朝鲜族的同学。在校运动会上，一个初一学生居然得了1500米的第一名，一下子轰动全校。这位同学不但自己跑得好，同时拉动全班同学和他一起运动，也带动了我。他很有组织能力，让全班同学各尽所能，发挥各人长处，参加不同项目，在校运动会上争取总分好成绩。他看我一般的跑、跳项目都不行，就建议我练铁饼。运动会里参加这种冷门项目的人非常少，所以只要参加，基本上都能得分。于是我就练这个项目，一来二去水平略有提高，在校运动会上可以为班级集体贡献一分、两分。甚至于几次代表学校参加区运动会，常常是参赛人数与录取名额不相上下，所以我还能为学校代表队得上一分、两分。与之类似，还练过一段时间三级跳。

由于这位体育委员的影响，我跟着他跑中长跑，800米和1500米。我虽然跑得不快，但是肯吃苦，也有点耐力，慢慢的成绩有所提高，兴趣就大了。所谓成绩也就是校运动会拿个名次。

进了大学，学校继承“抗大”传统，其中一条就是每天出早操。每天早上起床号一响，5分钟集合，点名，之后就晨跑。那时我们住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常规是由玉泉路向东跑到永定路，折回，来回共约2000米。班上有几位长跑高手，结伴跑兴致更浓。周末的早上，兴致来了会跑到五棵松（往返约4000米），偶尔跑沙窝、万寿路（往返约8000米）。我的最远记录是11000米左右，从玉泉路到天安门附近的六部口。班上同学毕孔彰住在六部口附近，周六晚上请他把我的棉袄带到他家里，我星期天一早，从学校跑过去，那时路上车辆很少，跑起来很舒服。跑到他家，他妈妈招待一餐早饭。这样的事干过两次。

下迁合肥后，尽管各方面条件很差，但是跑步是有条件的，于是跑步坚持了下来。学校组织过“越野”比赛，路线是教一楼北面起跑，在车队门口左转，经现在的郭沫若路向南，到曾经的四牌楼左转，到现在的玉泉南路左转，到老图书馆北面左转，到现天使路左转，回到教学大楼门口，大约1500米。我每次都参加了。

我参加运动会很积极，跑1500米居多，总想得名次，一般都可以得四、五、六名，刚好够拿到纪念奖。

我从22岁大学毕业，开始参加教工运动会，始终抱一个希望，希望等几年可以晋升“中年组”，以最年轻的年龄去和年龄比我大的教师、职工竞争，以便占一点点优势。可惜事与愿违，“青年组”的年龄范围和我的年龄同步增加，十几年间我一直在与比我年轻的同事竞争。我最后一次参加校运动会是1980年，出国进修前不久。当时大病初愈，还是和比我年轻的同事比赛，拿了一个第六名，奖了一本笔记本（不是电脑，而是纸质的本子）。这是我运动会跑步项目的终结。以后，作为锻炼还是跑，但是运动会是不参加了。

大约五十多岁的时候，跑步时多次崴脚，于是只好改为走路。特别是退休以后，时间充裕了，坚持每天连续一万步。75岁那年夏天，腰椎间盘病突然发足，腿脚发麻，时有电击一样的感觉，一万步就此止步。后来经过治疗、恢复，现在还是每天走，但是已经没有步数要求了。希望这样的日子能持续越长越好。

排球是我最喜欢的运动

育才中学的排球非常好，在上海市的中学联赛中名列前茅。排球校队队员、尤其是主力队员，很受人们的尊重和仰慕。整个学校打排球的风气很盛。

我踢过小皮球，打过篮球，最后选择排球。一方面是由于育才中学排球风气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它不像足球和篮球那样有较多人体冲撞，一个网子隔开两队，本队队员之间即便有冲撞也不会很厉害，对于戴眼镜的我是很有利的。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的高中同桌，也是最要好的同学之一，是校排球队的主力。

开始排球运动以后，我的方针还是一条：“苦练”。借了一个球，自己对着墙连续托球或者扣球，一练就是半个、一个小时，几乎天天练。那时育才实行两部制，一个教室，两个班轮流上课，上午一批同学，下午是另一批同学。所以我有半天的自由支配时间，作业很快可以对付完，课外兴趣小组所用时间有限。我的大部分时间用在排球场。

虽然先天差，但是经过苦练还是有所进步，终于进了育才排球队的少年队，实际上也就是校队的后备队伍。我们少年队在区里少年队比赛的时候成绩也不错，但是我只是替补队员，以“坐冷板凳”为主。有一年，上海少体校排球班选拔，我报了名。育才的排球水平到底不差，我的立定摸高之类的项目还行，经过四、五轮的筛选，进了14人的名单。最后的一道关是体格检查。经多轮选拔，选手们都已经面熟了。检查视力的时候，有人问我要不要帮忙，我认为不应该作弊。结果令人失望，因为视力问题无缘少体校。一年后，区里少年排球联赛，又见到那些一同选拔的学员，发现这些同学都已经需要刮目相看了，而我还是坐冷板凳，可见正规训练的效果是大不一样的。我常常会不由自主的回想这件事：人生是由很多机遇构成的，一不小心，就是另外一条道路。如果当年混进了少年体校，排球水平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人生的道路也可能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进了大学以后，我们系，开始只有一个年级，喜欢排球的同学不少。我们的教室在北京玉泉路校园的教二楼，除了上大课，不论上小课或是自习，都在那里。楼前（南侧）与教一楼之间有一片空地，课间时喜欢排球的同学会围起一个圈子，玩玩传球，有时也会叩几下。我一直在纳闷，玩了这么些年，居然从来没有打碎过门窗玻璃。

后来成立了系排球队，我成为一员，因为略有基础又比较热心，还一度当过队长。我们老09（当年地球化学系的编号）的男子排球是不错的，至少在14个系里排前一半吧。隔了一年，59级的球友来了，60年又来几位好手，我们系男排的实力达到了高峰，在学校里可以排前三名。记忆最深的一场球是1963年夏天的系际联赛冠亚军争夺战。1963年上半年我们58级正在做毕业论文，包括我在内的好几个球队队员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做论文，地点是在北郊祁家豁子，当年回校一次需要转三条线路的公交车，耗时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为了最后一次校级比赛，我们年级的队员都请假住回学校来。好在那个时候论文都已经基本成型，回来几天不会有影响。非常遗憾，这场冠军争夺战在最后一刻输了。而这关键球的失误就失在我的手里，我感到非常的愤怒，非常的羞愧，这种感觉一直到现在还不能忘记。58级毕业后，09系的排球水平还保持了一段时间。

留校工作以后，仍旧经常玩，有时候一个人对着墙练，有时候和同学、同事在一起玩。

1970年下迁到了合肥。排球也是一项可正式、可随意的运动，少则一、两人单练或对练，多则十来人组队来个比赛。慢慢地聚起了十几个经常在一起打球的人，64、65级的留校同学居多，加上几个“高年资”（文革前毕业）的。这时候体教的邱宜彬老师起了关键作用，在他的建议和组织下，成立了中国科技大学教工男子排球队，于是有了比较正规的训练和比赛。他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联系合肥市的厂矿院校进行比赛。我印象比较深的还记得皖安机械厂、合肥灯泡厂、合肥工业大学等。我们排球队的表现相当不错，我记得所有这些比赛没有失败的记录，吹吹牛吧，打遍合肥没有敌手。于是邱老师就找来了真正的强队，安徽省女排，我们跟省女排打过两场。我们给她们当陪练是再合适没有了。用的是女子排球的网高。很有趣，她们先派上来替补队员，打她们的替补队员我们占优势，决胜时刻，她们的主力队员上场，与她们主力队员相比，我们还是差了一筹。这是那段时间中国科技大学教工排球队仅有的两场输球记录。

我对排球的喜好从中国带到了美国。1984年有幸争取到名额，在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进修两年。美国大学的体育场馆对师生免费开放。我在工作之余经常到体育馆散散心。慢慢的在排球场上结识了一群爱好排球的中国留学生，其中有的来自香港、台湾。那时我已经四十出头，这些年轻留学生比我小十好几岁，但还能勉强凑合跟他们配合。美国学校里的比赛是自由组队，自由参加的。我们中国留学生组了个队，也有队名，买了球衣，参加过几次比赛。居然还得过奖，不过得奖的那场比赛我没有参加。

年届五十左右，力不从心却不自知。偶尔到排球场转转，在我自以为和我水平相当的群体里，我已经难以与他们配合了；能够接纳我的群体，我又嫌这些人水平不够高。这样就与排球运动Bye了。

游泳是我十分向往的运动

我从小就十分向往在水中畅游。可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长大，想游泳就得去游泳池。而就我的家庭经济情况而言，去游泳池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每年暑假把零用钱省下来，去两三次游泳池，结果是毫无成效。大学也因为学业负担而放过了机会。

文革中反而有了充裕的时间。喜欢游泳的老师、同学都跑到学校北面一、两公里的永定河引水渠去游泳。引水渠底部是很陡的，我只能在边上学习。1969年的一天稍不留神，偏中间一点，脚就够不着底，呛了水了，幸好被人将我拉到浅水。就在呛水的一个星期之后，突然之间“顿悟”、把换气学会了，仿佛一下子取得了水中的自由。

学会换气以后，可以向下游方向游几百米，然后上岸，走回放衣服的地方。大约一个星期后的一天，很感谢地化62级的几位同学，一路护送着、鼓动着我往前游、往前游，就这样稀里糊涂游到了玉渊潭。尽管是顺水，但毕竟是五公里左右里程，从此以后就不怕水了。

过不几天组织昆明湖的千人还是万人横渡。我立刻报了名，先在玉渊潭测试，据说是600米左右，尽管刚刚学会，但我体力好，所以游600米是很轻松的。昆明湖横渡好像是在十七孔桥附近下水，游到湖北边佛香阁下上岸。也不费劲。

1970年学校下迁了，我们在马鞍山期间，8月1日参加了横渡长江的活动。从采石矶下水，越过主航道，到靠近江心洲的地方折返回到马鞍山，全程据说有十公里。此事有另文作过详细记述。

有一年暑假回上海，当时黄浦江的北侧（后来的世博会园区附近）开放一片水域供市民游泳，我七弟带我去游了一次。

出差期间曾在大连和海南的海滨下过水。

在美国进修期间，利用他们学校的设施，也经常去游泳。

后来，也时常在学校的泳池游泳。但是一次药物过敏后激发了体内的过敏因子，游泳后容易发生皮肤过敏、甚至感染，所以就基本上不再进学校泳池了。只能偶尔在宾馆等条件好的地方过过瘾。

尽管有横渡长江的记录可以“吹嘘”，但是我只会蛙泳，仰泳和侧泳可以装个样子，自由泳和蝶泳根本门儿也没有。

结语

我参加体育运动的第一推动力是为了体育及格。慢慢的，居然喜欢上了体育，热爱上了运动，坚持数十年，得益匪浅。而今年逾八旬，还能行动自如，骨质可以与中年人相比，窃以为与年轻时坚持锻炼有非常大的关系。